老百姓谈分配很简单，直接剑指两极分化，把老板的利润分了就齐活了。

这完全可以理解，我自己都想逮个富人平均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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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不能理解的还是专家谈分配，网上差不多所有网红专家都提出过财政发钱。这是在谈宏观经济学？出发点很人民，只是政策不太会接受。美国可以，中国有点为难，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消费型的经济体；能带起中国经济的消费也只能是大消费，这就是房地产，而房地产一半的销量是靠富人的投资型消费，经济不好，拼命刺激房地产刚需消费，只能是本末倒置。

别指望财政发消费券

分配的确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。但是，问题的解决，别指望财政发消费券。

任泽平一直鼓励生育，提出过一个给二胎发放二万亿元的方案，一年二千亿，连续发十年．这个数字对中国来说实属小菜一碟；结果还是被平台禁言了两周；北大国发院的姚洋更上一层楼，提出全国一个人发二千元，以特别国债的形式发消费券，债务由各地方背，通过经济增长逐步消化；很精致的方案，但是，要靠两千元的个人消费解决需求不足，这账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；谈得最好的还是清华的李稻葵，他的概念是经济学的，发十万亿用于消费，可以叠加出三倍的流动性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以税收的形式，又回到了财政的口袋，这算的是生意人的账。

但是，我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干的事。

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群体高达十三亿人口的大国，要发多少才能刺激起消费？美利坚是消费型经济，发钱是很直接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，疫情期间发放了３万亿美金，接近一人一万美金，同比例中国要发１４万亿美金，接近１００万亿人民币，这个量级太大了，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的韭菜，中国去收割谁？中国现在是一个家家负债的大国，居民总负债超２００万亿，人均１·４.７万，发的钱还不够修复负债表。

中国经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

是需求不足，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生产过剩。过去中国受益于ＷＴＯ，产能通过外贸这只后备箱释放出去了；俄乌冲突后，给中国提了个醒，地区冲突很可能引起西方强国的制裁，于是，提出了双循环的的应对措施，实际上，是在打造一个随时可以从市场独立出来的战时经济体，而且要能打一场持久战。

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假设，要建立一个可以封闭的自循环系统，只能是准计划经济；这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当下，在运行机制上是冲突的，必然形成一个二元结构。一方面是国企为主导的垄断，通过“一业一企，一企一业”对主要市场进行一个控盘的格式化处理，于是，赋予了国企的非市场化地位，是体制性的强化。另一方面，投资的拉动传导不到支持了８５％以上就业的民企，当然也传导不到老百姓，这就是结构性矛盾。

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？

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是民企的退潮。因为资源分配不平衡，行政权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。

以贷款为例，市场的利率是５％，中小微企业还未必拿得到；国企却可以凌驾于市场，拿到１．８％，这就是非市场化行为，竞争不再平等，球赛也就结束了。当然，非中性原则，非市场化行为不仅仅体现于金融，而是所有方面。这个市场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，民营企业丧失了信心，丧失的不仅仅是政策信心、法制信心、也是对战时经济框架下的市场竞争的信心，大资本不再投入，并出现了大量的“走资”，总量已经高达３万亿美元。

二元经济结构定义了民企的命运，在一个非市场化的环境中，民企实际上被格式化了，在自己的范围内一切正常，只是少了些发展的冲动，如笼子里的雉鸟，“神虽王，不善也”（《庄子养．生主》）。

民营的衰退，大批企业在破产，所有企业都在裁员降薪，青年失业率三创新高，国家统计局干脆停止公布了，而老百姓失去了对就业与收入增长的预期，消费也趋于保守和低消费。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为需求不足。

难下的决心

当我们说，中国经济的问题说到底是分配问题时，不仅仅是指在资源的占有上出现了不平衡，也表现于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，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中，财政对两头的挤占突显了出来。

民企衰退的一个重要的成因是税收，２０１６年营改增后，民企的利润开始受到挤占，企业实际的纳税额被剥开了里子与面子的差异，实缴税大比例增加，名目也越来越多，在经济形势上升期，企业的感受还不那么强烈，疫情之后，几十年的老底子吃的干干净净。所以，现在你给什么政策，也意义不大了。因为已经没有了底气。

企业负债率过高，利润率一降再降，今年上半年，企业利润又下滑了２２．４％，这种局面下谈信心太奢侈了。

所以，中国问题的解决，要从分配上下决心，这是利益的选择，怎一个难字了得？但是，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

在资源的分配上打破所有制界线，不管国际环境多么复杂，中国不可能长期进入一种战场经济状态，这不利于经济发展，不利于竞争；在收入分配上，财政当减少对两头挤占，其税收水平及对老百姓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体制，都应该向世界的中位数靠近。

这很难吗？

太难了，因为体制成本是最难降下来的。